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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历史散文和《史记》的鉴赏方法 导学案设计(人教版高一上册)

 教学目标

1、了解先秦历史散文和《史记》的相关知识。

2、掌握先秦历史散文和《史记》的鉴赏方法。

教学重点

1、了解先秦历史散文和《史记》的相关知识。

2、掌握先秦历史散文和《史记》的鉴赏方法。

教学难点

掌握先秦历史散文和《史记》的鉴赏方法。

教学方法

讲授法

教具准备

教学资料

教学时间

安排三个课时

一、导语设计

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先秦历史散文和《史记》的相关知识,并通过了解这些知识,初步掌握先秦历史散文和《史记》的鉴赏方法。

二、先秦历史散文的鉴赏

(一)中国散文的起源

中国古代散文产生在文字发明之后,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记言、记事文字是甲骨卜辞。甲骨卜辞是殷商时期为了占卜吉凶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记事文辞,其内容主要是殷代从盘庚到纣时遗留下来的关于祭祀、畋猎、畜牧、农业、战争等的占卜记录。由于刀锲刻写困难,这些卜辞虽记事简短,但文句已形成了初步的语言规律,有的竟记叙出一个事件的完整过程,句式活泼可读,初具文学趣味,可看出书面记叙散文的雏型。

《易经》卦爻辞则是散文的过渡形态,它具有了更多的文学因素,运用了记叙、议论、比喻、象征、起兴等手法,在篇章结构上已有了一定的中心和层次,比起甲骨卜辞来有显著的提高。但真正定型的散文是《尚书》,《尚书》出自史官之手,多记人事,其中《盘庚》篇,语言富于感情色彩,多用比喻和格言;《无逸》篇、《秦誓》篇等手法多样,是比较成熟完整的论说文。《尚书》之后是《春秋》,《春秋》记事粗略,不足成文,在散文发展上本不足道,但它首创“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序》)的编年体,遣词造句十分审慎,注重“春秋笔法”,其史事编排和文字表达的技巧比《尚书》有显著的进步,为后世的历史散文提供了借鉴。甲骨卜辞和易卦爻辞的语言还只是实用记要性质,属于我国古代散文的萌芽发展阶段。

(二)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

我国历史散文的产生比说理性的诸子散文要早得多,它的发展与文字、史官的产生、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文字和史官产生甚早,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夏代前夕已经产生。当时史官分左史、右史等。一般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各有所司。至春秋末战国之世,史官地位虽不如前,然各国诸侯看重修史,史官四散在诸侯,史籍大兴,出现了“百国春秋”,体例颇有融合。

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夏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这一时期史官分司,言、事不混,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文字古朴简洁。《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篇幅加长,内容详赡,记事曲折,写人生动,富于文采。《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

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它采取国别体,吸取《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简到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写人。从现存先秦的几部重要史籍看,主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文史哲界限不清,人们的思维还带有文明史初期具象思维的诸多特点,因而其历史散文带有极强的文学特色,大都注意将神话、传说渗入史籍,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注重描写与人物特征刻画,使历史人物形象化;对事件进行褒贬评价。使记叙记言声情并茂。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三)先秦历史散文的特色

《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

1、《左传》的艺术特点

《左传》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

《左传》的文学性,清人刘熙载《艺概》中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桔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可见其中文学手法的运用,在不违背史学“实录”原则的基础上,运化自如,乃是前所未有的。

《左传》的艺术特点和主要贡献表现在:

第一,长于叙事,特别是叙写战争。如春秋时期著名的五大战役晋楚城淄之战、秦晋殽之战、晋齐蓑之战、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在《左传》都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左传》作者在立意与剪裁上极下工夫,不把笔墨过多地着眼于军事行动本身的叙写,而是叙写战事发生过程中的主要环节,揭示双方胜败的因果关系,赋予所记战事的深刻意义。

第二,《左传》作者善于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心理描写,再现历史人物,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比如善于抓住不同人物,如国君、主帅、谋士、说客等栩栩如生的言谈举止进行生动描写,表现不同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同的人物性格便跃然纸上。仅以秦晋殽之战为例:秦穆公好胜少谋,不听蹇叔之劝而伐晋,他痛斥蹇叔:“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简洁数语就把秦穆公的盛气凌人,刚愎自用的君王之气活现出来。然而,秦穆公又有知错必改的一面,当这场战事失败,几员大将被晋国俘虏而又放回时,“秦伯(穆公)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前后关照,写出秦穆公的完整性格来。又如在殽之战中写晋理公听信夫人之劝,放走了被俘的秦国三员大将,晋国老臣原轸(即先轸)得知后,十分气愤:“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此段通过形象而精练的个性化语言以及人物的动作描写,鲜明地刻画出一员猛将、老臣的直言与清醒。可以说《左传》中刻画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力,在中国史传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左传》中还记载了大量的“行人辞令”、谏说之辞。这些文辞虽然是史官所记录下来的口头陈述的史料,然而这些原始记载,有的经《左传》作者的润色加工。显得更有文采。这些辞令有的委婉,有的激切,有的典雅,有的风趣,显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如僖公四年“齐伐楚盟于召陵”的外交辞令;宣公三年的“楚庄公问鼎”;成公三年的“知苗对楚王问”;成公十三年的“吕相绝秦”等等经典记载,均具有浓烈的文学色彩,高超的语言表达力与说服力。

2、《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战国策》虽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但同时又因为它文字生动流畅,具有“辩丽您肆”的文章风格,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战国策》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

第一,《战国策》大部分是策士的说理文字。或针锋相对地论辩,或说理的游说之辞,或阐说精辟的见解,都能发挥畅所欲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特点。笔墨酣畅淋漓而又十分传神,表现出士阶层的活跃,具有文风创新的时代风貌。刘熙载《艺概》中特别举例说明“《国策》明快无如虞卿之折楼缓;慷慨无如荆卿之辞燕丹。”这只是典型例证,在《国策》中此类“文质并胜”的游说之辞实在是俯首即拾。

第二,《战国策》中还描写了形形色色的说客、策士形象,如苏秦、张仪、鲁仲连、冯援、唐且、荆坷等维妙维肖的生动的人物性格。《战国策》塑造人物性格特点在于:善于从事件的发展中,尽情地叙写故事,充分展示人情世态,以揭示人物的灵魂与内心世界。在此点上可说《战国策》高于前时代的其他散文著作。如《秦策》中所载“苏秦始将连横”;《齐策》所载“冯援客孟尝君”;《魏策》所载“唐且为安陵君劫秦王”等都是其名篇。

第三,《战国策》中还为后人留存下来许多寓言故事。著名者如“画蛇添足”“融蚌相争,渔人得利”“狐假虎威”“南辕北辙”“惊弓之鸟”等等。作者往往运用这些生动的比喻和寓言说明道理,显得深入浅出,富于哲理。甚至出现了像“邹忌讽齐威王纳谏”那类情节十分完整的长篇寓言故事。这些对后世文学创作均带来极大影响。总之,“《国策》,乃纵横家之文。较之以说理为主的诸子散文,它长于记事;较之以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它长于记言。它是把记事与记言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四)先秦历史散文的影响

1、历史散文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启发

先秦历史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书》《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历史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左传》的叙事艺术,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特点,在后世史传文学中都有充分发展。《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的奇谲风格,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的关系。

2、历史散文为后世散文创作树立了楷模

先秦历史散文在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是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当作学习的对象。

3、历史散文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

先秦历史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先秦历史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

(2)先秦历史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已经形成的叙事传统。

(3)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历史散文中已经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通过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和生动的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心理描写,而这正是先秦历史散文写人的共同特点。

(4)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手先秦历史散文的启示的结果。这不仅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一些先秦历史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我国古代小说大量采用历史题材,也与我国虚实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五)先秦历史散文的鉴赏方法

1、要善于抓住在朴实隽永的叙述中见证历史的波澜

先秦历史散文叙述复杂历史事件,真实生动,委婉周详,头绪清楚,注意伏线,照应,重点突出。其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正叙、顺叙、倒叙、补叙等二十余种,奇正变化,神妙难测。如僖公二十三年,写重耳出亡。其叙事最突出的是写战争,作者不重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而总是围绕某一主题,侧重写战争的背景、战前准备、双方兵力部署、力量的对比、将帅士兵的活动、战略战术的运用、胜负的原因等与人谋有关的情节来描写,从而使文章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张弛有致,环环相扣,结构谨严,层次清楚,而又中心突出。如著名的“殽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长勺之战”等大抵如此。

2、要善于分析先秦历史散文刻画人物的艺术

《左传》所写人物众多,既有王侯将相,也有商贾、倡优、役人、盗贼、侠勇等,范围较《尚书》《春秋》远远扩大。对同一类人,作者也多能突出他们的鲜明个性。如子产和晏婴同是开明的政治家,子产果敢明断,晏婴幽默机警。对同一个人,有时注意到其前后性格的发展变化,如晋公子重耳由贪图享受、胸无大志到雄才大略一代霸主的变化。在刻画人物方面,作者也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或在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心理与性格特征,或通过补叙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或以对比设法刻画人物,或以细节描写深化人物性格。最常见的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如“曹刿论战”中对曹刿政治远见和足智沉着性格的刻画。再次,《左传》的语言,简炼而丰润,含蓄而畅达,曲折尽情,极富表现力。无论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大都能如此。尤其人物语言中的外交辞令,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屈完对齐侯、展喜犒秦师、烛之武退秦师、王孙满论鼎、吕相绝秦等,或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或辞令激切、语挟风霜,均用辞雅正,曲尽人情,各得其妙。

3、要善于鉴赏辩辞之妙感受汉语的独特魅力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历来重视口才的作用。我国古代著名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高度评价口才的作用:“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烛之武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先从亡郑无益于秦说起,然后谈到存郑有益于秦,最后抓住历史上晋国的不守信用、贪得无厌的方面,极尽挑拨之能事,说的秦穆公乱了方寸,最后完全站在了郑国的立场上,等等。这些人,都是深谙他人心理、善言辞并讲究技巧的高手,他们都能从大局出发,及国家之急,想人民所想,进谏时都能选准突破口,最终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为历史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三、《史记》的鉴赏

(一)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1、家庭的良好影响

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任太史令,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文化熏陶,曾从师于孔安国、董仲舒,司马谈临死前将撰写史书的遗愿托付给司马迁,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鞭策。

2、广泛的阅历和交友

司马迁通过自己的漫游和陪从武帝巡行以及奉命出使,走遍了当时的大半个中国,他每到一处,就凭吊古迹,向故老搜求传闻,不仅增加了历史方面的感性知识,而且搜集了许多活的历史资料,对《史记》的撰写很有帮助。

在漫游和任职期间,接触到各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如樊哙之孙向他谈汉初几位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

3、为太史令

继父职任太史令,兼掌管“文史星历”,利用工作之便,能看到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和图书,具备了撰写史书的有利条件。

4、遭李陵之祸

这件事他因此亲身体验到武帝的残暴、上层社会的冷酷和法吏的残忍,对《史记》的写作有深刻影响。

司马迁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加上他个人的特殊的家世和遭遇,使他在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上,较之前人有重大突破,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二)《史记》的体例

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始终和帝王本人的事迹

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八书: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类似后世专门的科学史。

三十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如诸侯、王。

七十列传: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少数列传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

共130篇,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约3000年的兴衰沿革。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三)《史记》的思想内容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它主要以人物传记的体例再现了广阔的历史生活画面。

1、《史记》通过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精神面貌及由人物组成的社会关系,形象地表现了时代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2、《史记》追求历史真实的“实录”精神。正如班固所评价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3、《史记》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史记》歌颂了那些对历史有贡献的英雄人物和具有某种值得肯定的品行的历史人物。《史记》还批判和暴露了丑恶腐朽的社会势力。具有善恶分明的价值尺度和强烈的历史批判精神。

(四)《史记》的艺术成就

1、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2、《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3、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4、《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传记。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五)《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六)《史记》的鉴赏方法

《史记》的文学成就

1、鉴赏《史记》的写人艺术

(1)选材精当,剪裁合理

作为史学著作,写实是基本要求。但仅强调真实而不重合理的想象,则必会使史书显得枯燥乏味,缺少神采。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很好地将二者融为一体,既尊重了史实的客观性,又避免了将历史写成流水账。他在材料的取舍上进行了精心的安排,抛弃了那些历史人物生活中某些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选取了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思想情怀的材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将他们生动地再现出来。《淮阴侯列传》是《史记》中文学色彩十分浓厚的一篇,作者选取韩信生平当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几件事来加以细致传神地铺写,突出韩信足智多谋,“连百万之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将风度。韩信一生经历战争甚多,如件件必录,文章必显平庸,作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着重描述了井陉之战和潍水之战。井陉之战,韩信只以数千之兵,背水一战,至之死地而后生。潍水之战,更是出奇制胜。仅此二件,足以显示韩信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韩信之于汉朝可谓军功第一,破魏、破韩、破赵、下燕、破齐、灭楚,无不靠韩信的睿智与奇计,但韩信最终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作者通过一些典型的事件,阐述了他悲惨命运的成因,诸如他与高祖的论辩,不听蒯通的劝告,与陈豨相交,处疑地而不自知,显示了韩信善良、轻信的性格侧面。正是这些事件的交相呼应,构成了韩信性格的多面性、鲜明性和丰富性。

诸如此类选取典型材料,突出人物性格的例子,在《史记》人物传记中俯拾皆是。如吴起的母死不归,杀妻求将(《孙子吴起列传》),直不疑的“盗金”“盗嫂”(《万石张叔列传》),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世家》)等等,在各篇传记中,都起到了突出人物性格,展示本质特征的作用。善于舍末求本,选择典型材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人物传记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2)精雕细刻,生动传神

细节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作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非常注意选择一些典型细节作精雕细刻,从而很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这些细节描写虽大多属于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但却成为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成为《史记》区别于《汉书》《后汉书》等史学著作的独特风格。

刘邦是司马迁笔下最生动的人物之一,因而关于刘邦的细节描写也是最多的一个。《留侯世家》云:“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刘邦本“欲留居之”,樊哙劝其不听,因为毕竟面对满库重宝、满目美女而不为所动,确是难事。但张良晓以利害后,刘邦还是理智地听从了谋臣的劝谏。刘邦由开始的“不听”到后来的“还军霸上”,这一细节描写显现出刘邦“志不在小”,也说明了他能从谏如流,这也正是刘邦能最后击败项羽而争得天下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还军霸上”之后,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又不受秦人“牛羊酒飨军士”,这些细节环环相扣,进一步刻画出刘邦深谋远虑、城府深深、知民意、顺民心、善纳谏、志在天下的政治家形象。当刘邦从汉中杀回来,向东打到洛阳的时候,文章说:“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这“汉王闻之,袒而大哭”八字,把刘邦那种善于演戏的面目刻画得极为生动。刘邦与项羽战于广武,文章写道:“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卤中吾指!’”这就把刘邦的狡猾、善于应急的个性特征表露无余。可以说,刘邦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了出来,刘邦的形象也因此而栩栩如生。

综观《史记》全书,象这样的细节描写是很多的,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亡匿下邳时为圯上老人取履;《陈涉世家》写陈涉佣耕叹息;《平原君虞卿列传》写平原君的矫情杀妾;《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射猎“中石没镞”等等,这些细节虽是人物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小故事,但却可以加强人物描写的生动性、真实性,给人造成形象逼真的感觉,而且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一些人物的独特个性、比较细微的思想感情变化,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如此这般表现的内在的性格上的原因,甚至一个历史人物事业成败得失的关键等等,都能通过一些有意义的细节描写,“因小见大”地表现出来。这是很合乎艺术的辩证法的。这可以说是司马迁在描绘历史人物形象上遗留给我们的重要艺术经验之一。

(3)铺写矛盾冲突,逼出人物形象

把人物放到矛盾斗争的急流漩涡当中去刻画,最容易揭示其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司马迁以其敏锐的艺术观察力和卓越的写作技巧,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艺术规律来进行创作,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独具特质的历史人物形象,给《史记》这部巨著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项羽本纪》中项羽这一形象的塑造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项羽是《史记》中塑造得最为成功、最为鲜明丰满、最具有悲剧色彩的艺术形象之一。作者饱含对这一人物的同情、惋惜,以复杂而又充沛的感情,把他置于“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围”三个关系到其毕生事业成败的重要事件中加以集中描绘和刻画。这三场斗争,在刘、项二人的角逐中,具有最终决定谁主天下的重大意义。正是在这样强烈的矛盾冲突中,项羽这一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成为后人敬重而又同情的悲剧人物。“巨鹿之战”,项羽于危急关头杀宋义、率军过漳水、破釜沉舟,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击败秦军,夺取了辉煌的胜利。写这场战争,只二百多字,便鲜明地刻画出一个英勇善战,“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写“鸿门宴”,则是另外一番光景。虽无血肉之战,却也危机四伏,扣人心弦,而项羽的骄傲自大、目光短浅、优柔寡断、轻信无谋则在杯盘筹错之中暴露无余。“垓下之围”,项羽因屡失良机而终使自己陷入困境。文中充满了英雄末路的悲壮、苍凉的气氛。项羽自刎乌江可说是虽死尤雄,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但他的形象却得以延续,成为后世历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典范。从项羽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中,不难窥见太史公笔法之雄奇与精湛。

(4)两两对照,烘托人物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二人的对比。项羽本纪中的广泛的对比。双方力量的对比。形势的对比。主帅的对比,对待谋士、大将、特务的不同态度。此外,谋士,大将本身也构成了对比。另外比中有比,如樊哙与项羽,庄的对比。突出了樊哙的智勇,更带出张良和刘邦的富于智谋和团结,刘邦善于用人。

烘托,“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鉅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司马迁正面描写了项羽率领楚军英勇作战外,用诸侯军的怯懦和观战的震恐,烘托项羽的神勇和英雄气概。此所谓“烘云托月”之法。

(5)语言独到,突出个性

《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丰富多彩,准确生动,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人物的语言是人物性格的一部分,因为各人都只能凭自己的语言习惯来说话,而各人的语言风格又体现了其文化教养、生活经验和性格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说话的内容、口吻都是有区别的。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准确地写下那些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最能表现出人物性格特征的话,这就是所谓个性化的语言,这是司马迁描写人物的又一重要手段。

例如陈涉、项羽、刘邦三人,都说过反映其欲争天下的话,却截然不同。陈涉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是:“彼可取而代也!”刘邦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三个人的话都充分体现了各自的身份、个性。陈涉的话符合其下层劳动人民的身份,体现了他敢于反抗的个性;项羽的话符合他旧贵族阶级的身份,反映了他过人的胆气和干脆豪爽的个性;刘邦的话则符合他自耕农的身份,反映了他羡慕秦始皇奢华生活的卑微私心和夺取天下的野心。

此外,《淮阴侯列传》中韩信与刘邦的论将兵才能的对话,《张丞相列传》中模仿周昌口吃的话,《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反映窦婴厚道、耿直及灌夫粗犷豪爽、敢作敢为、好打不平的话语等等,都写得非常精彩,很好地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6)深入人物内心,丰满人物形象

其一、让人物自白表现内心。突出的例子《李斯列传》中的李斯的四次“人生之叹”。

其二、借别人语言进行揭示

《吕后本纪》写“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说,其哭乃哀。”由悦到哀,是吕后当时的心理变化。司马迁对之作了准确的把握和描写,非常生动。而且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少年佞幸张辟强的善于揣摩人意和陈平的见风使舵的自私灵魂。

其三、用心理状态动词揭示人物内心世界

《司马相如列传》写卓文君偷听相如弹琴时,“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用了“悦”“好”“恐”三个字,把卓文君的喜、爱、愁的复杂心理活动表现的清清楚楚。《吕后本纪》对吕后的心理活动,司马迁常用“怒”“大怒”“恐”“喜”“不乐”等词语来加以摹写,尤其是文中用了几十个“欲”字,如“太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明代凌约言说:“欲侯诸吕则有先封,而以乃字转之;欲王诸吕则有先立,皆太史公揣摩吕后本意,欲假公以济私也。”

2、鉴赏高超的语言艺术

(1)人物语言达到了个性化、口语化。人物语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既能反映人物的典型个性特点。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刘邦主要表现的是羡慕之情,说的委婉曲折,反映的是自己的老练深沉的性格特点。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言坦率直露,反映的是自己的强悍刚直的性格。

(2)叙述语言,写人物之作为,准确精练生动传神,极富于感情和表现力。如《吕后本纪》:

“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勋声,熏灼)耳,饮瘖(阴声,哑药)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短短二十来个字,就刻画出吕后的残忍灭绝人性。读来让人不敢想象,想来让人不寒而栗。语言干净利索,但又很传神。

(3)大量运用民间歌谣,谚语等来加强文章的表现力。“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淮南衡山列传》)淮南厉王刘长,自恃尊贵,起居拟于天子。汉文帝担心皇权旁落,采取手段逼迫刘长绝食而死。作者引用歌谣来揭露最高统治者的真实面目。非常深刻。“江藏;敌国破,谋臣亡。”(《淮阴侯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人不用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李将军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利令智昏”(贪图私利会使人头脑发昏)(《平原君虞卿列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秦始皇本纪》)

3、鉴赏《史记》的叙事艺术

(1)《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2)《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

(3)《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

(4)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

4、鉴赏《史记》的抒情色彩

明茅坤评史记说:“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君传,即欲养士,若是者何哉?盖具物之情,而肆之于心故也,非区区字句之激射也。”(《史记钞》)形象的描画了史记给予读者的情感感染。

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是讲的史记的抒情性。关于抒情性的问题,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1)走进司马迁的抒情世界

从词义上看,抒,即泄也。所以古人认为抒情也就是情感的宣泄。早年的生命体验,即幼年家庭环境、读书生活和青年漫游培养了他的充沛的激情。他身上又有着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人生追求。在司马迁的主体意识中,早已蕴含了饱满的激情。而李陵之祸使得其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同时又从反面强化了他的激情,为其激情增加了丰富的成分。自己在创作时把这种激情就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了。《史记》就是司马迁心灵的折射与情感生命的灌注,“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在创作中,司马迁的情感意识往往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具有强烈的主观价值判断,比如赞美、歌颂、向往、同情、憎恶、厌烦等,这实际上也是与自己的写作目的相适应的,“成一家之言”。

(2)把握《史记》抒情性的结构和语言。

如果说饱含激情及宣泄激情是《史记》抒情性的内在核心。那么,抒情性的结构和语言则是《史记》抒情性的外在形式。

①部分作品夹叙夹议,或以叙代议或以议代叙,叙议结合,使整个作品像一首抒情诗。《孔子世家》的论赞,“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觽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句句感叹,句句传情。

②个别段落如诗般押韵,行文则长短句交错运用,形成参差错落之美,又以重沓、虚字传神等手法,增强语言的节奏感。更直接以诗歌的韵文形式,构成一唱三叹的抒情效果。如《滑稽列传》:“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鞴鞠枦,待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鷪,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其文如行云流水,唱叹有致。

③大量诗赋和民间谚语歌谣的引入,尤其是作品中人物的即景作歌,更增添了文章的抒情色彩。

高祖为戚夫人作歌,《史记留侯世家》载“四人(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柰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四、作业设计

预习《烛之武退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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